中国水污染事件频发 刑事立法缺陷致制裁难

932天前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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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国家环境保护部刚刚发布的《2008年中国环境状况》显示,“中国地表水污染依然严重,总体面临的环境形势仍很严峻”。

  “江苏水环境刑事法治建设研究”课题组在对全国水污染现状进行调研后发现,水污染事件频发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与此极不相称的是,刑事法律在水环境犯罪的猖獗态势面前苍白无力,现实中大量严重水污染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刑事制裁,有关部门仅仅采用行政罚款和民事赔偿的方式了事。

  水环境污染危害具有潜伏性、持续性,很长时间过后才能表现出来,一些损害甚至是永久性的,危及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利益。为此,完善水污染犯罪刑事立法,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

 

  81岁的戴婆婆家门前有条小河汊,流经不远就汇入河面宽阔的升溪河中。

  站在家门口,戴婆婆和记者聊起了家常。她说,她生在宜兴长在宜兴,记得二十多年前,门前这条河里还“可见鱼影”,后来水变浑浊了。再后来,家家有了自来水,可附近的居民还是愿意到河边洗衣淘米,因为多少年来“习惯了”。

  宜兴,江苏省无锡市下属的县级市,地处长江中游,距太湖很近,是众水众湖汇合流入太湖的必经之地。

  2007年,太湖蓝藻暴发。地处太湖上游的宜兴应急处置,关停并转420家小化工企业,拆除围网养殖,关停入湖入河道两侧的畜禽养殖场。至今,已建成污水管网1466公里、疏浚河道2700公里,建起12座污水处理厂。仅2008年,宜兴治污投资总额就达到13亿元。

  有资料显示,宜兴水资源占无锡全市水资源总量的44%。虽然无锡范围内的湖泊绝大多数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但是为宜兴市民提供水源的横山水库水质达到II类标准,再加上源自山区的潺潺溪流,宜兴人对于本地享受的水质,还是信得过的。

  “希望横山水库永远不要遭受污染。”戴婆婆对记者说。老人家的话语中,隐隐透着对未来的担忧。

  和戴婆婆一样,宜兴市的检察官们对于水资源的永续利用,也是“既充满希冀又心存担忧”。办案实践让他们认识到,当地经济快速增长、人口持续增加、工农业及生活污染物排放总量不断扩大,势必构成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极大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上级院的指导下,宜兴市人民检察院承担起了“江苏水环境刑事法治建设研究”的课题调研。

  我国突发水污染事件非常频繁,与此极不相称的是,水环境监管的执法权威没有树立,刑事制裁手段严重缺位

  毋庸讳言,水污染已经成为我国当前重大的社会公害。几天前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08年中国环境状况》报告即可为证———报告称,“中国地表水污染依然严重,总体面临的环境形势仍很严峻”。

  以淮河为例。15年前,淮河水污染事件突发,沿河各自来水厂被迫停止供水达54天之久,百万淮河民众饮水告急。此后历时10年的淮河治污,共投入600亿元人民币,但淮河水质至2004年竟又回到10年前的水平。

  各地发生的水污染事件接踵而来,令人触目惊心:2004年,沱江特大水污染事故致使四川5个市区近百万群众陷入无水可用的困境,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19亿元。还有,河南濮阳黄河取水口水污染事件、广东北江镉污染事故、重庆綦河水污染、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白洋淀水污染事件、湖南岳阳砷污染事件、太湖水污染事件、江苏沭阳水污染事件……

  国家环保部门的权威统计数据,证实我国饮用水水源水质面临着巨大危险:我国突发水污染事件非常频繁,2007年一年共发生突发环境事件462起,水污染事件128起。

  然而,与此极不相称的是,水环境监管的执法权威没有树立,刑事制裁手段严重缺位。

  据有关部门统计:2004年水污染突发事件14起,只有沱江污染事件被追究刑事责任;在2005年水污染突发事件中,只有1起被追究刑事责任;2006年水污染突发事件18起,仅有3起追究了污染企业的刑事责任;2007年的9起水污染事件中没有人被追究刑事责任;2008年,5起水污染事件被追究刑事责任。直至最近,社会反响极为强烈的云南阳宗海砷污染案宣判:污染企业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被判处罚金人民币1600万元;企业3名高管获刑。

  历时一年,在对全国水污染事件相关信息和资料全面搜集的基础上,宜兴市人民检察院的5名检察官写出了长达5万余字的课题调研报告。他们的观点是,刑法的立法现状与我国将水当成“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质元素”的地位很不相称。

 等到水污染行为的危害后果出现,并对这一后果确切量化后,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水环境污染刑事立法的缺陷,致使追究水污染刑事责任的案件很少

  来自课题组的尖锐观点是,“现行水环境污染刑事立法存在缺陷”。

  检察官徐子良是“江苏水环境法治建设研究”课题组成员。他告诉记者,我国现行刑法第六章第六节,用了9个条文l4个罪名专门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再加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作为配套,构成了目前我国刑法制裁环境犯罪的基本法律依据。但现实情况是,大量严重的水污染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刑事制裁,有关部门仅仅采用行政处罚或民事处罚的方式处理,最终以行政罚款和民事赔偿了事。

  无锡市环保局原法规处处长高叶青向记者证实:2007年无锡市环保部门立案处罚处理了2000多个环境污染事故,水污染案件占50%以上。但就水污染犯罪而言,这类案件直至目前不仅在无锡,就是在全国也很少见到。

  “我国刑法规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规定必须具备法定的结果要件,即造成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徐子良说,这就意味着,构成水污染犯罪除客观上应具备污染环境和行为外,还必须具备污染环境的实际损害后果,否则不能以犯罪论处。

  在环保部门工作多年的经历让高叶青发现这样一个问题:除非运输有毒化学品的车辆倾覆江河发生泄漏,造成突发的恶性污染事故,一般污染事故不可能直接致人近期死亡或财产损害。水污染损害结果具有潜伏性,且因果关系复杂,如果周全考虑水污染对农作物、人畜、水产养殖的直接损害,对鱼类、水质以及下游环境的损害,甚至涉及到为清除污染、改善水质需要投入多少资金,这势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水污染事故的及时追责也就无法实现。

  “等到水污染行为的危害后果出现,并对这一后果确切量化后,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徐子良认为,“我国现行的相关立法模式,制约了刑罚对该类行为的作用,致使追究水污染刑事责任的案件很少。”

 突发性水污染案件的取证要求即时性,超过一定时限就难以保全证据;而要查明水污染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则是一个更大的难题

  公诉检察官史明花多年前曾参与当地3起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案件的办理。她向记者详细回顾了其中一起案件的办案经历。

  2001年3月至6月,宜兴一家化学材料厂在加工化工废料后,不经任何污染处理设备的处理,将有毒有害严重超标的化工废水向厂外直接排放,造成水质严重污染,致使附近村庄510亩稻田受到污染,直接经济损失近十万元。同年8月,该厂负责人周某涉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被逮捕。

  史明花记得,与其他刑事案件办理过程相比,这起案件从立案到获得涉罪证据,经历了非常艰难的历程。移送起诉时,检察官两次将案卷退回侦查机关补充证据。

  “要举证水环境犯罪的损害结果,需要复杂的技术检测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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