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律真实的事实确认合同性质案例

1687天前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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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介绍]

原告:某电子公司。

被告:某通讯公司。

原告某电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诉称:1998年,经过双方协商,我司向被告投资123万元,并派出多名技术人员与被告联合经营微波无源电子产品。由于联营过程中没有改变各自的企业性质和独立的核算方式,联营后,被告对我司提供的电子产品均按承揽方式结算。从1999年7月至2001年5月间,我司共计提供了6418691.48元的产品。被告只支付给我司承揽费3693391.20元,尚欠我司2725300.28元未付。经我司催要,被告以种种理由拒绝支付,为维护我司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承揽费2725300.28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某通讯公司(以下简称被告)辩称:我方向原告购买过产品,双方是购销关系并支付了货款。从我方的汇款凭证及原告开出的增值税发票的内容上看,注明是货款而不是加工费。原告所开发票金额为3693391.20元,我方尚欠原告货物344000元未付,我方与原告之间不存在是定作承揽关系。原告据以起诉的证据中的电子邮件、委托加工单无我方的签字或盖章,我方从未向原告发过电子邮件;至于原告出示的随货物发往上海的发货清单,我方没有收到过,也无此发货清单。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审理查明如下事实:

1、自1999年2月至2001年5月间,双方存在着经济业务往来;2、原告向被告开具了面额为4037391.20元的增值税发票,被告已付3693391.20元,尚欠344000元没有支付;3、原告通过空运快件向被告发运过475次,1655件,重量为27699公斤的货物;4、被告以空运快件分335次,将重量为13448公斤的组装好的产品返回到原告处做油漆,并最终收到这些产品。

另,从公安机关调取如下证据:

一、原告随货发往上海被告的发货清单6份。该证据系刘胜元向公安机关提交。刘胜元曾是原告凡谷电子公司职员,1999年6月被派往被告公司,由其具体安排接收清点从武汉发去的货物。2000年1月,刘胜元脱离原告公司成为被告公司职员,现为某无线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生产主管。

二、公安机关讯问刘胜元、张华的调查笔录。原告为了查清原告向被告所发货物去向,曾以收货人刘胜元涉嫌职务侵占罪,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受理后,对张华(被告公司股东,当时该公司的负责人。)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刘胜元在该调查笔录中,承认原告发到上海给被告的货全部收到,发货清单也收到,都转交给了被告。保存的6份清单未交给被告,是因为该清单背面记载有加工草图。张华的证词,也承认原告发到上海的货都收到了,“发货清单”见过但不知放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些货物清单是写在包装箱上的,货收到后箱子就丢了。

[焦点透视]

从原、被告双方诉辩内容来看,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较为明显,即电子公司和通讯公司之间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与民事法律关系的确定。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民事法律关系的认定起着关键性作用。如果本案中民事法律关系被认定为买卖关系,那么原告支付承揽费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如果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被定性为承揽关系,那么原告的诉讼请求就应予以支持。这也正是原、被告双方对此争议较大的主要原因。

此外,若后一种假设成立,那么被告收到货物的数量及应支付的承揽费的数额则都是需要进一步确认的问题。

[审判推理]

承办法官认为,买卖合同承揽合同的主要区别有两点:其一,买卖合同的目的在于转移物的所有权,承揽合同的目的在于获得一定的工作成果,在承揽合同中,如涉及到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这只是合同的从属义务,而在买卖合同中却是最基本的义务。其二,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是由卖方制造或购入,标的物既可以是种类物亦可以是特定物。而承揽合同中,工作成果若为一定的物,则一般要求承揽人亲自加工和制作,即合同的标的物具有特定性。承揽人交给定作人的工作成果必须是能满足定作人特殊要求的物,或其他工作成果,同时它也是承揽人劳动的产物。这种标的物往往不属于市场上大批量供应的采用通用标准生产的产品,而只能通过双方订立合同,由承揽人的特殊技术、劳动来满足定作人对承揽标的的种类、规格、形状、质量等特定的需要。而买卖合同的标的物虽有特定物与种类物之分,但特定物买卖合同,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所指向的标的物的同一性,这与上述承揽合同标的物的特定性显然有本质的不同。

本案原、被告双方业务往来过程中,通过发电传传送委托加工单、图纸及技术要求等,说明原告根据被告的要求,将被告所需的标的物加工成型,提供给被告以满足其特定需要。双方这种业务往来过程和关系,符合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特点。被告仅以增值税发票上注明的栏中标的是“货款”为由,来说明双方间是买卖合同关系是不成立的。因为本案中的增值税发票是双方财务收支的凭证,是各自进行会计核算的原始单据和税务部门进行税务稽查的依据。它可以证明双方之间某种合同关系形成的债已经履行或同意履行,但不是判断合同性质的依据,不能证明合同双方各自的权利义务及合同目的。在本案中,原告作为承揽方并非只提供“加工”这种劳务行为,还承担了购买材料等其他成本,因此,承揽方交付的是工作成果而不是单一的货物,对这个工作成果不可能因“单一的货物”来表示,因为它还含其他费用,而且在增值税发票的固定格式中,承揽的成果只能记载在“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一栏里,不能以此增值税发票反映的内容来确定双方间的合同关系的性质,更不能以此来证明双方间就是买卖合同关系。故原告提供证明合同性质的证据真实、合法,其主张的理由成立,应认定双方之间的业务往来关系的性质是承揽合同关系。

从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和质证后双方的意见看,被告庭审中只承认收到原告发到上海该公司收的货物,也就是原告增值税发票上注明了的货物。被告虽对原告主张的其他部分货物不予认可,但其原公司负责人张华诉讼前在公安机关的调查中却已予以承认。故对被告的抗辩的理由是否成立,需全面、客观地综合本案其他证据进行判断。首先,从发票上注明的货物经统计,共15个品种,693件总重量为8303.07公斤。被告提供的航空运单335份,这些航空运单是被告从上海发货到武汉要求原告做油漆的成品件,经统计总重量为13448公斤,比被告只承认收到原告的散件8303.07公斤多出5144.93公斤,多出部分从何而来,被告未向法庭提供相应证据来证实其来源。由此可以认定,该多出部分系原告按被告要求以散件发往被告,由其组装为成品件的货物。其次,从原告提供发往被告的475份航空货运单上所记载总重量为27699公斤,刚好是被告发往武汉要求原告作油漆成品件重量的二倍稍多一点,多出部分按原告的解释是油漆的重量、发往被告的散件包装的重量要多于被告发往原告整件包装的重量,加上原告代被告在武汉采购的其他商品的重量和部分被告要求重新加工的零配件重量。这种解释符合双方履行承揽合同采取的运作程序的事实,且与刘胜元、张华的证词的内容相互印证。上述事实及证据,有证明原告主张的发货数量的事实真实可信的证明力。由此,可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航空货运单上所记载的货物被告已全部收取,原告主张的发货数量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关于只收到了原告发票上所记载的货物,其他货物未收到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承揽标的物的单价,由于双方在长期业务交往过程中,已形成了一个双方都认可的价格,双方并未就新价格达成一致意见,被告也未能举证证明双方有另外价格的合意的事实时,仍应以双方认可的价格予以计算。故被告应支付原告的承揽费,以原告请求的数额为准即6418691.48元(含外购商品款9685.28元),减去已支付的3693391.20元,被告还应支付原告款项2725300.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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